如何养成批判性思维

讲者：余以为

批判性思维这门课程在欧美大学很流行。一般认为，批判性思维起源于苏格拉底，而我认为孔夫子也是主要的源头。我们现在理解西方古代经典相对容易，因为现代术语基本上是翻译自西方，用来理解中国古代经典有障碍。德国当代哲学家的著作，我们会说是德国哲学，当代中国人研究哲学，有的搞西方哲学，有的搞中国哲学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为什么泾渭分明呢？因为我们的当代话语与古代话语已经难以对话。这个隔绝是1895年开始的西化运动造成的，特别是白话文运动之后，流行话语与文言文在词汇和语法层面已经是两种语言，相对来说，饱受诟病的汉字简化，反而是后果比较小的。

我今天借助讲批判理性思维这个题目，努力把现代话语与古典话语连接起来。批判理性思维，通俗地说，就是讲道理。「道」、「理」这两个词是古代经典中的核心概念。

古典当中的「道」可以借助字形来理解，道字上面这个「首」，在甲骨文当中是一个鼻子的形状，就是「自」字，自己的「自」，下面一个「走」字，合起来意思是「自动行走」。大自然自动行走，我们现在用「规律」来表示。除了自然之道，还有一个伦理之道，就是人应该怎么做才恰当。自然之道加伦理之道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道，不用说的那么玄乎。但是道有一个特点，整个大自然，包括人的生命历程都是巨大的存在，这个巨大的存在会有很多常人看不到的部分。道也可以理解为路，路是看不到尽头的，存在着未知的部分。未知的东西说不清，所以「道」有些神秘性和宗教意味。

「理」是从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后，才开始讲究起来。理和道近似，又有区别。理的本意是玉的纹理。为什么玉的纹理很重要呢？我们的祖先在商代以前，纳西族至今还是这样，他们是靠占卜来决策。他们烧龟甲或者牛骨头，然后察看骨头的裂纹，再由祭师解释应该怎么做。我们还有一个玉石崇拜，玉石也是有纹路的，每一块玉石根据它的纹理的不同，有不同的意义。玉石和甲骨都是比较小的东西，可以人们容易掌控，所以「理」就是现在所说的理性思维，也兼含科学和伦理两方面。

「理」与「道」大同小异，但是它反映两种不同的认识论。讲「道」的带有神秘性，说「理」的更直白，前者喜欢苦思冥想，后者注重观察和实验。程朱理学兴起之后，提倡「破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」，热衷于「格物致知」，去了解和记录自然现象并且给予解释，涌现了沈括和宋应星等一大批博物学家。稍晚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，与此相似，也是热衷于探索大自然的规律，比如天体如何运动，从此开始了科学的萌芽。从不可知到可知，这就是道、理两个词的分别。

我们经常将道、理两个词连起来讲，事实上有很多东西是人类智力到达不了。那如何区分可知与不可知呢？这就是批判性思维，也就是怎么样去讲道理，怎么样去听道理，怎么样去做判断。做判断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人生当中无时无刻不在做判断，怎么样去做一个合理的、不会后悔的判断呢？这是人生道路中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了。

自然之道，东西方是相通的。我们古代的伦理之道，跟现代的普世价值也不是冲突的。刚好相反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蕴含了最基本的普世价值，孔夫子说的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」这句话，西方人称作是「黄金规则」。最近有位叫张耀杰的历史作家，连续发了多篇文章，批判当今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，因为这些人都说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」是普世价值。张耀杰老师说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」可以导出「己所欲，施于人」，他犯了逻辑错误。

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」与「己所欲，施于人」互为否命题，否命题不等价，等价的是逆否命题，这是逻辑学常识。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」的逆否命题是「施于人者，必为己所欲」。一个人说话写文章逻辑不清楚，就会贻笑大方，大家要吸取教训。张耀杰虽然是成名作家，但是年轻时遭遇文化大革命，基础知识不够扎实，可以理解。其实批判性思维这门课程，一般老师是当成逻辑课来讲的，为了讲多些常识，我今天只是一笔带过。

张耀杰借批「己所欲，施于人」反传统、反儒家，还犯了一个宗教常识错误，该语出自耶稣之口，张耀杰自己是个基督徒，大水冲了龙王庙。

另外张耀杰把「己所欲」理解为「己之欲」，犯了语文错误。「己所欲」这个「所」字表示被动，意思是「想要别人怎样对自己」。「己之欲，施于人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，恶得明显，不值得辨析。「己所欲，施于人」，也就是耶稣在圣经里的原话：「你想别人怎么样对你，你就怎样对人。」一般认为属于善的价值观，与孔夫子的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」一样符合人们的直觉，日常说理常常用到，两者差异不易察觉，但是上升到政治理论，则泾渭分明。

大家扪心自问，我们想不想得到国家的福利？想！对不对？福利来自税收，按照「己所欲，施于人」推理下去，国家就会征收高额税金。

大家再扪心自问，我们想不想缴纳高额税金？大家都不愿意，结果就是低福利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」造就一个低税收、低福利社会。

可见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，资本主义与福利主义的分歧，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夫子和耶稣。「己所欲，施于人」说得好听，企图构建一个互爱的社会，但结果往往造成一个互害的社会。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」看起来很冷漠，但它能构建一个宽容的、生机勃勃的社会。大家认真看看美国民主党、共和党两党候选人的竞选演说词，基本上不出「所欲」和「所不欲」两个套路。

正常人只要大脑发育到一定程度，就懂得体察别人的感觉，替别人着想，所谓通情，叫直觉也好，叫本能也好，反正是人类生而有之的，不是儒家所独有的东西。我们的直觉不懂得区别「己所欲勿施于人」还是「己所欲施于人」，这就需要学习，从直觉上升到理性，将两者区分开来。儒家力主「己所不欲、勿施于人」，不言「己所欲、施于人」，把互害的可能性排除掉了。这既是儒家和基督教的区别所在，也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性区别所在。

苏格拉底是希腊的哲学家，现在讲哲学或者思想史，都绕不开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他自称是牛虻，不停的叮人咬人，让人感觉难受。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所探求的东西在现在看来都属于自然科学，苏格拉底这里才开始讨论伦理。苏格拉底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，也都是讨论伦理性的东西。

苏格拉底的学问方式是追问，一直追到悖论显现。比如说「欺骗是不是恶」，欺骗是个贬义词，令人反感，第一反应当然是恶，但是日常生活中有大量显而易见的善意谎言。苏格拉底抓住日常语言中的悖论，认为人们的常识都是不可靠的，任何价值判断都是有缺陷的，由此得出结论，人需要神的指引。

这个问答，其实应该重新解释，善意谎言广泛存在，说明尽管常识做不到逻辑自洽，并不影响人们对具体行为做出正确的是非判断。孔夫子不把知识看成有独立价值的东西，学习是为了践行。他对世道是不满意的，但是对人性寄予厚望，所以他主张为仁由己，反求诸己。苏格拉底的推理引出一个他律社会，孔夫子的学说引出一个自律社会。

真理这个东西，直到近代，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话题，中国传统哲学对此不太关注。不关注有不关注的道理，因为真理往往没用，有用的多半不是真理。比如说，「各位同学都大于15岁」，这是一个由完全归纳法做出的结论，具有真理性，但这个结论意义不大。我们猜下一个进来的同学是否大于15岁，可能大家会更有兴趣。有意义的判断通常基于不完全归纳法，但不完全归纳法是有缺陷的。我再举个例子，从不透明的篓子里去拿乒乓球，已经拿出来的全是白色的，我们能确定下一个还是白色的吗？不能。这就是不完全归纳法的缺陷。不完全归纳法很有用，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，甚至科学研究中，都是用不完全归纳法，不完全归纳法得出来的结论却是不可靠的，怎么办？这就考验我们的判断力。

古希腊哲学家皮罗是著名的怀疑论者，他认为，既然我们得出来的结论都经不起推敲，不如怀疑一切，不作结论，不担任何责任，维持生命就行了，庄子和道家也有这个倾向。我们不能这么消极的苟活，否则对不起家人，也对不起自己。尽管知识未必可靠，只要能指导行动就够了，如何获取有用的知识呢？这也是哲学上一个重大的问题，在西方哲学上也是争论了两千多年。

托马斯·阿奎那是中世纪的著名哲学家，要讲基督神学便绕不开阿奎那这个人，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证明上帝存在。在整个中世纪的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上帝和真理，大家认为上帝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上帝，然后怎么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呢？他用了五种方法，哪五种方法我记不住了。其中有一条，事件与事件之间都有因果关系。最早的因，或者说第一推动力，就是上帝，所以上帝是存在的。既然真理来自于上帝，人们信上帝就好了，上帝叫干啥就干啥，避免消极逃避和惶惶不可终日两种极端倾向。对过去和未来有纠结，只要进教堂，去祷告，去忏悔，就可以了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疏导机制，能够安定人心。上帝是全知全能的，基督神学不局限于伦理，还有大量自然现象的解释，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。哥白尼的日心说之所以历史地位很高，因为他否定了亚里士多德构建的宇宙体系，否定亚里士多德就是挑战教会，这引发了启蒙运动。启蒙运动是启教会说教之蒙，让人类的理性得以解放。

英伦三岛是教派冲突较多的地方，人的理性复兴也比较彻底。英国有一个经验主义传统，以洛克为代表，洛克认为人生下来是块白板，所有的思想都来自人生经验。这个观念对不对呢？其实是不对的，人生下来不是一块白板，一只小狗，再怎么教它讲话，它也是讲不出来的。两个小孩子，哪怕在一个封闭状态，没有外人跟他们讲话，他们也会形成自己的语言。人类不光有吃喝拉撒的本能，而且我们的伦理观念，有些也是天生的。

天生的，在一个基督徒看来就是上帝赋予的。与经验主义对应的是理性主义，理性主义认为元知识是上帝赋予的，元知识通过逻辑推理，可以得出所有的知识。莱布尼兹是理性主义代表人物，理性主义可以上朔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，他们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数。莱布尼兹在前人基础上就创造了一套数学体系——「二进制」。《黑客帝国》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，《黑客帝国》里的世界是由数字虚构出来的，每个人都是一套程序，《黑客帝国》的思想就是从毕达哥拉斯学派、莱布尼兹一路过来的。理性主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在于跟生活经验不吻合。有很多实用知识来自于经验归纳，也就是不完全归纳法，而不是逻辑推理。不完全归纳法虽然有漏洞，却很有用。

中国古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，孔夫子说：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」。学和思，前者是归纳，后者是分析。整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光去归纳而不去分析，容易迷茫，因为太多零碎的知识体系没有系统化的总结、互证，太杂乱了，会让人失去方向感；如果只是去逻辑推理而不做归纳的话，由于缺少新的变量输入，很快就进行不下去了。

也就是从古代孔夫子开始，他们就已经考虑到了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突，以及调和。既要有经验的总结，又要有逻辑的推理，不能说偏废，而西方的中世纪哲学，以及近代哲学，喜欢执着于一门，要么经验，要么理性。中国讲的是中庸，讲究对具体行为人的指导意义，所以两者能兼容。

卡尔·波普尔理论

真正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做综合的是上个世纪的卡尔·波普尔。他提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，在于可证伪性。不完全归纳法得不出百分之百可靠的结论，但是我们又需要一些确定性的结论，这就要区分科学和非科学。可证伪性并不是说有意义或者没意义，有用或者没用，他只是科学和非科学。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非常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非科学的东西不能用科学的标准去判断，而科学不能用非科学的方法去判断，比如说中医。

中医存废的争议经久不衰，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把科学和非科学区分开来。中医不是科学，而是一种文化。凉茶广告宣传说能「降火」，「上火」不是医学现象，而是主观感受。全世界其他的族裔都不上火，为什么偏偏华人就会上火？这是文化现象，同理中医也是一种文化现象。国外也有传统医学，也没有被强制淘汰，中医作为一种传统医学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它存在的道理，但是中国政府按照医学的标准去管理，这就很荒唐，导致反中医者将中医当成一个伪科学来对待，必除之而后快。其实中医就像食品那样管理就好了，审批环节只排除确定的毒害，其余事后追究责任，官方不告不理。食品不能保证都安全，也是有不安全的，不能因噎废食。

生活当中文化无处不在。比如说吃什么东西未必就有什么用，这根据我们的喜好和习惯来选择，不需要用科学的标准来对待。而属于科学范畴的东西，一定要用科学的标准去对待，去要求，科学领域是没有真理的，只有阶段性的命题，尚未被证伪。科学是没有真理的，在科学之外是有真理的，就像刚才的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」，这是普世价值，可以说它是真理，但在科学领域里是没有真理的，现在恰恰是把它颠倒了，把科学当成是真理。

我们所有的知识、观念可以分成真、善、美三个维度，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在三维图中找到位置。刚才说到科学，科学是个求真的过程，它跟善美的相关性不是太大，科学领域用求真的标准就可以了，但在很多领域不是太强调真不真，比如说善意的谎言，善意的就可以了。善的维度，美的维度，真的纬度，互不干涉，各自独立。我们在讲道理时要分清楚你在讲这个话题时，是用哪一个维度或者哪几个维度来判断的。

有一本讲述批判理性思维的书就叫做《学会提问：批判性思维指南》，三个不同的维度有不同的提问方式。

首先是语义问题，我们很多时候出现的争论不是事实或者理论之争，而是概念模糊或者有歧义，各说各话。逻辑和语言学的发展，让我们认识到自然语言中的缺陷。维特基斯坦几乎把整个西方哲学给否定掉了，因为他认为传统哲学研究的都是语言病，陷于一种语言游戏当中，而与现实问题不沾边。哲学变成一种在自然语言中找碴的学问，这种学问还很受欢迎，因为有人要规避语言缺陷，有人要利用语言缺陷，古希腊有一学派就叫诡辩论，公孙龙的「白马非马论」也是诡辩。

虽然自然语言有大量是不合逻辑的，但是不妨碍我们日常表达和理解。怕就怕人有意利用自然语言的缺陷，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是听懂了，但没办法在行动中给予验证。儒家讲的信，不是相信，而是言行一致，抽象一点是现代的实证主义，具体一点是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制度。那种靠逻辑推理证明上帝存在的路数，在儒家看来是不可信的。

记录孔夫子的话语的书名叫《论语》，论，是辩论，语，是对话。那都孔夫子是在具体情景当中说的话，每个概念针对不同的人，孔夫子有不同的着重点，目的在于方便对方实行。90年代末刚刚有网络的时候，我很热心上网去跟别人吵架，我发现大部分问题不是是非问题，不是善恶问题，不是好恶问题，而是概念问题。你只要把这些人的词汇挖出来问是什么意思，他自己就无语了。我们提问的时候，要避免陷入别人的一套话语体系中去，就像波普尔批判马克思主义。波普尔早年是马克思主义者，后来变成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批判者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个人定义的一堆概念垒砌起来，如果陷进去，这辈子就完蛋了，如果站在城堡外面，一推就倒，因为它不接地气。

事实陈述的命题，可以用反例证伪，但很多命题是不容易找到反例证伪的，这就要用到概率。有些命题概率大得可以当成真理来对待，比如中观世界只要牛顿定律就行了，不需要考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。如果深入到微观的量子世界，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是概率性存在，其实中观世界的社会事件，和微观的量子世界很相似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。面对不确定不必恐慌，怀疑主义就是逃避不确定性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只要做事，就一定有风险，故行动者必有所担当。中国人好赌，好赌到英文中的赌场都是闽南话「开始了」，赌博败家，但是赌博也是风险偏好强烈的反映，华人在全球经济中能获得好成绩，归功于中国人勇于面对不确定性。世界上有两个好赌的国家，一个是中国，一个是英国。英国人好设赌，任何人、任何事都可以开赌。英国人很善于制订规则，而华人是很善于利用规则。

价值判断是区分善恶，亦即正义。自苏格拉底以来，西哲围绕正义，有着浩瀚的著述，但我认为都不大可取。孔夫子经常提到义，但是从不解释何为义，也没有弟子问及，可见义是孔门师生最有把握的核心概念。正义不是由某个大人物决定的，而是由公众决定的，正义又称公义。是非观念是生而知之的，《三字经》「人不学，不知义」其实不确切，但我们是否确信自己的是非观念符合公义呢？我们不能执着于自己，因为个人受到私心和情绪的干扰，要考察周围人群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。我们中国人有很好的思维方式，但是没有形成很好的制度。西方人思维方式上有缺陷，但在制度方面有优势，他们用以弥补思维缺陷的制度就是民主选举与陪审团。遴选陪审团成员的时候，他们要把精英人士剔除，尽量让「沉默的大多数」进入陪审团。我们的是非观念存在于芸芸众生，而不是在专家之中。专家在专业知识方面可以帮助大众判断，但是在价值判断上是不能以专家为判断依据，现在媒体大量的引用专家的说辞，有些滥用了，应该以大众的是非为是非。

还有一类判断是好恶表达，你自己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苏格拉底主张「认识你自己」。作事实判断，光认识自己是不够的，在生活中，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的。要了解自己的喜好，这没有客观标准，就像流行色，经常变化，又可能重复。人们对美需求永无止境，所以艺术领域特别多元化。道德求同，艺术求异，艺术家都是非常个人主义的。文学家是艺术家的一种，文学家天然具有无政府倾向，文学家关心政治没问题，如果只有文学家关心政治，那是大问题。

前面这四种判断，经过基本的训练就可以应付日常生活，但在专业学习当中，还要掌握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，数学就是一个推理工具。高等数学和普通数学的差别就在推理的深度上，远远超过我们日常推理的程度。像软件，其实就是一个自动化的逻辑推理过程。

中国人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，聪明跟高智商有关，但智商高不是充分条件，中国人还掌握了适当的思维方式，它的源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。一般中国人可能未必专门学习过什么思维方式，但是耳濡目染，也掌握了一些基本方法，平常日用而不知。对思维模式伤害最大的是精神控制和思想灌输，比如频密的宗教仪式或者封闭的组织生活，都会伤害思维的开放性。西方人重视批判性思维，因为西方的宗教氛围比东方浓厚，批判性思维有助于抵消其负面影响。师夷技以制夷，中国人可以拿它来冲淡西来思想的宣传后果。